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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際形勢綜述

日期: 2011-3-9 22:34:50 瀏覽: 107 來源: 學海網收集整理 作者: 佚名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世界加速進入經濟大動蕩、格局大調整、體系大變革、模式大發展的新階段。過去的2009年,被稱為危機之年、變革之年、調整之年,也是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形勢變化最大的一年。毫無疑問,這種變革與調整之勢,在剛剛開始的2010年將持續下去。
一、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出現60多年來首次負增長,
2009年下半年雖出現企穩跡象但仍充滿諸多不確定因素
此次危機發生在世界經濟中心美國,發生在作為經濟核心的金融領域,發生在金融領域的心臟地帶——美國華爾街,對世界造成沖擊之巨大,可想而知。國際輿論把它形容為世界經濟的一場大地震、大海嘯。這場金融領域里的大海嘯,在2007年表現為次貸危機,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產開始演變為金融危機,隨后進一步由美國擴散至全球、由金融領域蔓延至經濟社會各領域,最終演變成為全球性經濟危機。因此,可以這樣概括:金融危機起源于2007年,爆發于2008年底,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創是在2009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5%、5.5%、4%。雖然2009年下半年以來世界經濟出現復蘇好轉跡象,但由于上半年經濟大幅下跌拖累和連續五個季度負增長的慣性因素,因此,雖然目前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還沒有統計出來,但多家國際權威機構都已預測可能出現負增長。世界銀行在2009年6月就預計2009年全球經濟將為-2.9%,IMF預計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2009年將下滑1%。2009年將成為二戰結束以來世界經濟首次出現負增長的一年,并因此載入史冊。在世界各國普遍采取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作用下,世界經濟在2009年下半年出現了樂觀跡象,主要經濟體出現了探底企穩跡象,但與此同時,刺激政策的負面作用正在顯現。如美日等國財政赤字創下歷史新高,大量的流動性資金流入市場帶來了通脹隱憂,許多發達國家經濟趨暖但失業率居高不下,有增長、無就業。
2009年11月25日,迪拜財政部突然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產分支棕櫚島集團將推遲償付數十億美元的債務最少六個月,以便進行債務重組。據《紐約時報》估算,“迪拜世界”的對外債務高達590億美元,占迪拜總債務的74%。被此次迪拜債務危機深套其中的債權人包括匯豐控股、巴克萊、萊斯以及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銀行,這些知名銀行,此前就已在金融危機中受了重傷,此番又遭迪拜危機打擊,真是屋漏偏逢連陰雨、船破又遇打頭風。迪拜債務危機未過,印度、越南等新興經濟體又出現糧食價格大漲、通貨膨脹嚴峻的新問題。2009年12月24日,印度宣布,由于土豆和蔬菜價格上漲,該國的食品批發價格指數已達到近11年來的最高點。印度的土豆價格同比上漲2倍以上,蔬菜漲價37.9%。同日,越南國家統計總局表示,通脹率連續4個月上升,12月越南的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升了6.52%。
發達經濟體的巨額赤字、新興經濟體的通脹隱憂,以及被視為第二次“雷曼事件”的迪拜債務危機,警示著刺激政策后遺癥已逐漸顯現,世界經濟復蘇的基礎還很不穩,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不確定因素依然很多,不排除出現新的動蕩和反復的可能。這主要表現在:在虛擬經濟領域,全球金融體系結構性缺陷尚未得到根本性治理,新的監管機制和交易規則尚未建立,美國的金融衍生品仍在繼續泛濫,這些金融風險有可能引發新一輪金融動蕩;在實體經濟領域,美、歐、日經濟雖止跌回穩,但不確定因素仍多;在國際貿易領域,受流動性增多、美元貶值等因素影響,國際上大宗商品以及黃金等貴金屬的價格快速上漲,發達國家消費疲軟,各種形式的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再度抬頭,對國際貿易發展和世界經濟復蘇都將產生不利影響。
二、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新興大國整體崛起勢頭強勁
國際金融危機使新興大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新的消長變化。美國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再加上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的拖累,軟硬實力都明顯受挫。據統計,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美國用于反恐戰爭的賬目費用就已累計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分別約為7480億美元和3000億美元。2009年12月16日,美國眾議院又通過總額為6363億美元的國防撥款法案,其中約650億美元將用于阿富汗戰爭,這還不包括奧巴馬12月宣布的對阿增兵計劃所需費用。此外,美國國債和財政赤字屢創新高,對中國、日本等主要債權國的依賴和借重越來越深。而2009年美國經濟持續低迷,前兩季度繼續負增長,經濟增長缺乏新的動力,經濟結構需要大的調整。美國引以為豪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日益遭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質疑,軟實力大受影響?!逗竺绹澜纭返淖髡?、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扎卡利亞說,“過去幾年間,全球有近3/4的人口在崛起,只有一個國家在走明顯的下坡路,那就是美國”。
歐盟、日本也困難重重。歐盟經濟自2008年第二季度開始連續5個季度經濟萎縮,出現了自1999年成立以來的首次經濟衰退。2009年第三季度,歐元區經濟環比雖然增長0.4%,結束了連續5個季度的經濟萎縮勢頭,歐盟27國經濟第三季度環比增長0.2%,也正式走出衰退。但與2008年同期相比,歐元區和歐盟第三季度經濟分別萎縮了4.1%和4.3%。歐盟委員會在2009年11月初發布的秋季經濟預測報告中認為,歐元區經濟2009年全年仍將出現4.1%的負增長。日本2009年第一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比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了3.2%,換算成年率為負12.2%,降幅為戰后第二大降幅。第二、三季度雖然出現了正增長,但面臨失業居高不下、通貨緊縮、日元升值、個人消費勢頭減緩等多重挑戰,基礎不穩,存在眾多不確定因素。
新興大國雖然也受到一定沖擊,但總體上仍能保持較快增長勢頭。印度經濟增長率在2008-2009年度回落至6%;中國經濟2009年第三季度已經達到8.9%,全年實現8.7%的增長。據中國海關2010年1月10日公布數據顯示,中國2009年出口總額超過1.2萬億美元,已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預計2010年中國可能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09年,傳統大國與新興大國的經濟增長出現顯著變化,新興大國與發達國家占全球GDP比重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尤其是中印兩國更是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有利于推動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
認識、把握世界力量格局的變化,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考察:一是東西方力量對比的變化,二是國際政治力量結構的變化,即一超與多強之間實力對比的變化。從東西方關系和力量對比變化來說,當今世界正處在500年未有之大變局。自西方引領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之后,一直居國際舞臺的中心地位,東方國家或者處在被殖民、被掠奪、被壓迫的地位,或者在國際舞臺上處于邊緣地位。而現在,東方國家開始活躍于世界舞臺的中心,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G20峰會。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主要舞臺的G20,有一半成員都是東方國家。通過G20的幾次峰會,東方國家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發言權明顯增大。比如G20同意東方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提升5%。東方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經得到認可和重視。東方國家經濟地位的提升,必然促進其政治地位的提升。東西方力量對比變化的另一個標志性事件是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在這次會議上,東方國家團結一致,旗幟鮮明地反對西方國家的片面立場,堅定地維護自己的利益。東方國家能夠不屈服于西方國家的壓力,使西方國家不能按自己的愿望行事,這在過去是少見的。從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變化來講,“一超”與“多強”之間相對消長在2009年更加明顯,有人講現在的格局正由“一超多強”向“多強一超”轉變,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說,在國際舞臺上,“多強”更加顯眼,而“一超”的含金量則越來越小。
在本輪世界力量調整過程中,新興大國崛起成為最重要的發展趨勢之一。新興大國憑借后發優勢,多年來保持遠高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日益成為世界經濟新的驅動力和增長點。世界主要貿易順差國和外匯儲備大國大部分都是新興國家。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金磚四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42%,貿易額占全球貿易額的12.8%,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50%。四國外匯儲備共計達到3萬億美元,國內市場廣闊,已經成為全球需求和消費增長的主要引擎。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按目前發展速度,到2050年,“金磚四國”經濟總量將超過西方七國集團。20年前西方七國集團占全球GDP的70%-80%,現在只有50%-60%。2000年,“金磚四國”的GDP占全球的8%,2008年則上升到16%。隨著新興大國經濟進一步發展、居民消費能力的提高和發展模式的調整,新興大國不僅會成為國際貿易增長的主力軍,并且還將成為全球重要的消費市場。從中長期看,全球投資、貿易格局和經濟增長方式都將發生重大變化,逐步向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雙向平衡的格局轉變。
近年來,新興大國聯合自強意識增強,合作機制不斷發展。有代表性的是“3”、“4”、“5”三個機制。
“3”是中國、俄羅斯、印度。中俄印三國合作起步較早,務實合作成效顯著。中俄印三國外長已經形成了定期會晤、輪流舉辦的機制,2009年10月,三國外長在印度舉行了第九次會晤,并發表了聯合公報。中俄印三國領導人也不定期舉行會晤,商討三邊合作的戰略性問題。
“4”是“金磚四國”。“金磚四國”這個名詞最早是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奧尼爾提出的,最初只是一個概念,目前四國務實合作不斷深入,“金磚四國”從概念逐步走向現實。2009年6月,“金磚四國”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首次領導人會議,提升了四國合作的機制。奧尼爾認為,“金磚四國”的前景越來越被看好,“綠芽已經長成水仙花”。
“5”是指“展望五國”,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展望五國”則是在西方八國集團召開期間形成的南北對話會,也就是G8+5。由于西方八國形成一個集團,而五國是被邀請參加,地位并不平等,因此,后來五個國家加強了彼此戰略協調,在出席八國集團期間也舉行首腦會晤,日益形成了五國集團。
當然,新興大國的發展與合作也面臨一些挑戰。這種挑戰主要來自自身內部的挑戰和外部的挑戰兩方面:一方面是自身內部的挑戰,就是新興大國之間也存在一些利益差異,各自有個“小九九”,相互協調與合作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嚴格意義上說,新興大國還不是一個集團,也不是一個整體,“3、4、5”三個機制交錯并行本身就說明新興大國之間存在不同的利益組合,目前還沒有一個包括所有新興大國的多邊對話論壇和平臺。此外,新興大國由于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走著不同的發展道路、處于不同的地緣政治,各自利益訴求差別不小。
比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印度和巴西三個發展中大國立場就不太一致。2009年8月24日,正在北京訪問的印度環境和林業部長賈伊拉姆?拉梅什明確表示:作為人口僅次于中國的另一個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印度堅決站在和中國一起應對氣候變化的陣線上。10月21日,中印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行動計劃聯合研討會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兩國簽署了《中國政府和印度政府關于應對氣候變化合作的協定》,明確“建立應對氣候變化伙伴關系”。中印迅速協調立場,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巴西則和歐洲“套起了近乎”。哥本哈根峰會召開之前,巴西總統盧拉與法國總統薩科齊簽署了一份名為“共同計劃”的文件,在記者招待會上,盧拉總統盛贊這份文件是“氣候圣經”,可以作為其他國家“參考的樣本”,并要求美國和中國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應承擔更大責任,“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美國應當有更大的勇氣。中國沒有發達國家那樣的責任,但是經濟在快速增長,也需要有稍大一點的勇氣。”
再比如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上,巴西、印度、德國、日本綁在一起組成四國集團,提出了“A方案”,即增加6個無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具體分配是亞太與非洲各兩個,歐洲與美洲各1個,以及增設3個任期兩年的非常任理事國席位。德、日、印、巴四國自我感覺良好,志在必得,并為此四處出擊,展開外交爭奪戰。而對于印度、巴西的“入常”企圖,巴基斯坦、埃及、印尼等發展中國家并不認同,他們與意大利共同組成聯盟堅決支持“B方案”,即不增加常任理事國席位,但新增8個任期4年并可連任的準常任理事國席位,以及增設一個任期2年(不可連任)的非常任理事國席位。這些國家的大使經常在咖啡館聚集,共商大計,隨著大使越聚越多,人們稱之為“咖啡俱樂部”。隨著“咖啡俱樂部”越來越大,四國入常夢想越發渺茫。除了內部協調之外,新興大國崛起更多是來自外部的挑戰。新興大國是相對于傳統大國而言的,新興大國的崛起直接沖擊的是西方傳統大國的利益,必然會引起其反彈和防范,西方傳統大國不愿看到新興大國后來居上,千方百計加以牽制。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西方傳統大國希望新興大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捐贈更多的份額,承擔更多的責任,但在提高新興大國的投票份額時卻十分“摳門兒”,不愿做出過多讓步,美國更是牢牢抓住否決權的底線不放。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上,西方傳統大國更是把矛頭直接指向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公開提出要求中印等新興大國承擔大氣減排任務作為其履行減排目標的前提,甚至分化離間新興大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宣稱協議無法達成主要是由于新興大國不愿承擔減排任務所致。
三、國際體系繼續深刻調整,國際金融體系變革取得實質性進展
金融危機導致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下降,加速了世界力量轉移的過程,從而推動國際體系深刻調整。廣大發展中國家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的要求日益強烈,實現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呼聲持續高漲。“金磚四國”等新興國家加強協調與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治理。國際經濟體系改革起步,世界經濟治理結構出現新變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分別將發達國家5%和3%的投票權轉給發展中國家。G20取代G8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新平臺。作為此輪國際體系變革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二十國集團(G20)金融峰會在危機中應運而生,作用不斷提升,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迅速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平臺。以往G20雖名不見經傳,但也不是什么新事物,早在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有關各方根據七國集團建議設立了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年度對話機制,成員包括八國集團(G8)成員、巴西、印度、中國、南非、墨西哥、澳大利亞、韓國、印度尼西亞、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歐盟,由10個發達經濟體和10個發展中國家組成。過去的10年,G20機制并不引人注意,甚至沒有太多人知道。但這次金融危機后,G20異軍突起,風頭甚至蓋過G8峰會。這一變化深刻反映出,隨著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全球性挑戰上升,發達國家越來越難以壟斷國際事務,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越來越離不開新興大國的參與。
為應對危機并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G20先后召開了三次峰會,第一次是2008年11月在華盛頓,第二次是2009年4月在倫敦,第三次是2009年9月在美國匹茲堡。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是增加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特別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里的份額?,F在的情況很不合理,西方七國目前GDP下降到全球一半左右,卻依然在國際金融機構擁有超過75%的投票權。中國、巴西等新興大國在IMF的份額甚至不及一些歐洲小經濟體。比如,荷蘭、比利時的GDP加起來只占世界的1.2%,但兩國在IMF的份額卻占到4.5%。中國GDP占世界7%-8%,但在IMF中的份額僅為3.72%。所以與會的發展中國家強烈呼吁進行改革,以真實反映國際經濟金融力量對比的現實。匹茲堡峰會決定,將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在IMF中的份額至少提高5%,在世界銀行中的投票權至少增加3%。這是國際金融體系變革的一個階段性成就,表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得到了明顯提升。而三次20國集團金融峰會做出的有關加強全球金融監管、建立金融穩定委員會等各種改革措施和機制都意味著國際金融體系面臨著大幅變革。
G8+5領導人會議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對話機制。就是八國集團成員同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5個發展中國家進行對話。這一機制最初是法國倡議召開的,初衷就是G8已經無法解決世界上的事情,需要發展中大國的參與,但實際上會議議題是G8說了算。就拿2008年在日本北海道的洞爺湖召開的G8+5峰會來說吧。洞爺湖是個十分漂亮的風景區,有山有水。日本將G8成員國頭頭腦腦們安排在視野更開闊的山頂開會,參加對話會的5國元首只能在山腳下“恭候”,8國開完會了,定好調了,再叫5國上去。日本作為主辦方,如此心機用盡、刻意安排,是為了顯示G8的主導作用。不過,今后日本再也沒有機會這么干了。2009年在意大利召開的G8+5峰會是最后一次。匹茲堡峰會決定由G20取代G8,G8即使不會很快解散,在國際上也難以有太大的影響了,因為G8自己開會解決不了世界上的問題。
四、各大國紛紛調整對外政策,大國關系頻繁互動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同時著眼于“后危機時代”的國際競爭,各大國加緊調整各自發展戰略和對外政策,搶抓戰略制高點。先看美國。打著“變革”旗幟上臺的奧巴馬政府,執政后對美國對外政策進行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大幅度調整。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重視運用“巧實力”修復美國形象。所謂“巧實力”,就是把軟實力和硬實力有機結合起來,以發揮最佳效果。為了顯示美國已告別“布什時代”,奧巴馬上臺伊始便宣布關閉關塔那摩監獄和從伊拉克撤軍,正式放棄“全球反恐戰爭”的提法。美國新政府在對外交往中還刻意放低身段,體現善意和誠意。過去美國總是以世界老大自居,習慣了發號施令,習慣了讓別人唯命是從;現在雖還在講自己的那一套,但語氣已有所軟化,對其他國家的話也顯得有耐心去聽了。奧巴馬2009年6月在埃及開羅大學發表演講,宣稱美國尋求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啟與伊斯蘭世界關系的新起點。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表態,得到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一些積極評價。為了拉近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奧巴馬苦心用盡,一再強調自己名字中間有個“侯賽因”——而在競選期間,奧巴馬最忌諱的就是有人拿他名字中的“侯賽因”說事,共和黨就告誡美國人民:“我們剛剛推翻了一個侯賽因,難道要再選舉出一個侯賽因?”盡管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核武庫,奧巴馬大力倡導建設“無核武器世界”,搶占道義制高點。奧巴馬
甚至因其促進和平的“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他是首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在任總統,也是尚未取得明顯成績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家。當然,在更加注重軟實力的同時,奧巴馬并沒有放棄使用硬實力。就在奧巴馬赴瑞典領獎的前幾天,他還宣布向阿富汗的增兵計劃。西方媒體戲稱“戰爭總統獲得和平獎”,美國國內的民意測驗也顯示,多數人認為奧巴馬“不配”領諾貝爾和平獎。
二是高度重視經濟金融外交。奧巴馬政府履新之際,恰逢金融危機不斷蔓延擴散,因此,奧巴馬把應對金融危機、帶動美國盡快走出危機作為其執政的頭等大事。外交是為內政服務的,國內擺脫金融危機的主要任務決定了奧巴馬在外交上更加重視經濟金融外交:一方面激活并提升G20對話機制,積極推動并主辦了兩次G20金融峰會,要求各國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與美國協調行動,在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代表權等方面通過一定的妥協讓步,以換取全球尤其是新興大國的出手相助;另一方面,奧巴馬繼續堅持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這個核心利益,繼續壓中國人民幣升值,敦促中國、日本等國繼續持有美國國債,同時為了緩解國內的經濟壓力,通過碳關稅法和對華輪胎特保案等一系列帶有明顯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法案。
三是推行全面兼顧的地緣戰略。美國新政府重新推行以歐亞大陸為核心的全球戰略,繼續將大中東列為重點投入地區,同時逐步把反恐重心轉向南亞,出臺從伊拉克撤軍計劃以及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新戰略;進一步鞏固跨大西洋關系,改善與歐洲盟國的關系,“重啟”美俄關系;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提升中美關系定位,重視跨太平洋關系,增加對亞太區域合作機制的投入。
四是推進地區和全球熱點問題的解決。在中東和平問題上,2009年1月22日,奧巴馬宣布任命前參議員喬治?米切爾為中東特使,專門負責推動重啟中東和平進程,米切爾曾在北愛和平事務談判中立下汗馬功勞,外交經驗豐富,就任特使的一年時間里,他頻繁領命前往中東地區,甚至在耶路撒冷設立了“中東辦公室”;在伊朗核問題上,奧巴馬不斷釋放改善與伊朗關系的善意,表示愿與伊朗對話接觸,軟硬兩手推動伊核問題解決;在朝核問題上,美國在推動國際制裁的同時也顯示一定積極姿態,12月8日,奧巴馬派出朝鮮政策特別代表博斯沃思訪問朝鮮,以推動朝鮮重返六方會談;此外,奧巴馬也調整了小布什時期的對蘇丹的強硬政策,出臺了以接觸緩和為主調的對蘇丹新戰略。
總的看,美國外交政策調整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際關系中的緊張狀態,有利于大國加強溝通協調。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奧巴馬調整戰略,主要動因是不得已而為之,是看清了國際格局大變革的趨勢,美國戰略的主要目標仍然是防范遏制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千方百計維護自己的一超獨霸地位。
其他大國也都認識到當今世界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都懷有強烈的緊迫感,都在加緊調整各自的發展戰略和對外戰略,謀求在日益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中占據主動地位。俄羅斯對內積極消弭危機影響,著力調整經濟結構,改變單純依靠能源出口的單一型經濟增長模式,整頓經濟秩序,對外致力于加強和改善與各方關系,著力經營和擴大在獨聯體的影響,深化與中國的戰略關系,重啟與美國關系,積極緩和與歐盟關系。歐盟推動完成《里斯本條約》批約進程,一體化建設取得新進展,對外積極參與國際議程和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氣候變化等問題上謀求主導權和道義制高權。日本民主黨首次上臺執政,倡導“友愛外交”,倡建“東亞共同體”,加大對亞洲地區的投入,從過分依賴美國向注重自主均衡外交發展。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綜合實力不斷提升,大國意識進一步增強,積極參與各種國際和地區問題的解決,在國際體系變革進程中力圖發揮更大影響力。
總體上看,大國紛紛調整各自的外交政策,互動更趨頻繁,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框架,同時利益聯系更加緊密,合作、協調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
五、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空前突出,日益
成為大國爭奪未來制高點的重要抓手
全球性問題的重要性自冷戰結束以來就逐步上升,但在2009年表現尤為突出,以金融危機為導火索,包括核擴散、恐怖主義、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疾病蔓延、自然災害等各種全球性問題日益在各國內政外交議事日程上占據重要甚至主導地位。
2009年繼金融危機后,氣候變化問題不斷升溫,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頭號焦點問題。各國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和博弈。不久前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就充分折射出我們這個“地球村”中不同“村民”的眾生相,再次暴露出了西方國家的真實嘴臉。
在哥本哈根大會上,發達國家將自己做過的承諾統統拋諸腦后,極力想否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廢除《京都議定書》,要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一樣承擔強制減排義務,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推卸自身過去200多年來無限制排放的責任,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未來發展。這就好像富人吃飽了,現在注意節食了,但卻要求還沒吃飽飯的窮人同他一樣節食?!都~約每日新聞》的一篇文章譏諷了某些政客在減排問題上的偽善:1200輛高油耗的豪華轎車、140架私人飛機云集哥本哈根,討論減排問題。還有媒體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后列舉了此次會議“之最”,其中一項是,哥本哈根會議是歷史上排放溫室氣體最多的會議——來自19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1.5萬名代表和記者與會,本次會議共制造多達4.62萬噸二氧化碳。這個數字超過50萬埃塞俄比亞人的年排放量,能填滿將近1萬個奧林匹克游泳池!
歐洲自工業革命以來排放歷史最“悠久”、“貢獻”最突出,但現在卻以一副“救世主”的面貌,企圖成為推動國際減排的“旗手”。為使會議達成對其有利的結果,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的媒體使出了透露所謂“丹麥草案”、挑撥小島國同發展中大國的關系、捏造“匿名”消息、對中國官員的講話斷章取義等種種手段。結果呢,會議最終達成的“哥本哈根協議”,據說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直接進入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四國正在開會的會場,與四國商量達成的,歐洲根本沒說上話。歐洲因此產生了強烈的失落感,稱哥本哈根會議為“災難”。會議一結束,英國能源和氣候變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就忍不住指責起了中國,他在《衛報》發表文章,聲稱中方“劫持”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談判進程。但他忘了,英國二氧化碳人均累計歷史排放達1125噸,是全球最高的。中國的人均歷史排放微乎其微,當前的人均排放也只相當于美國的1/4。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已經做出了現階段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中國提出的到2020年降低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40%-45%的行動目標,要想實現絕非易事。西方發達國家整天喊著減排,還擁有先進的節能技術,但在1990至2005年的15年間,所有發達國家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只下降了26%。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發揮了負責任的作用,問心無愧。西方通過這次會議也再次認識到了一點:想要用高壓的手段逼中國就范、接受不公平的協議,已經做不到了。丹麥氣候與環境問題研究所專家克里斯坦森評論說,發展中國家在話語權上屬于“弱勢群體”,所以一旦大會出現什么問題,發達國家就會發動強大的輿論工具把責任推到發展中國家身上,米利班德的表現“并不出人意料,但卻有失風度”。
核安全問題在國際議程中的位置也顯著前移。2009年,核裁軍、核擴散、核能合作與利用等各種核問題交織。奧巴馬打出了以建立無核武器世界為旗幟的一攬子核裁軍計劃,美俄重啟了戰略武器削減條約的談判,朝鮮試爆核武器和伊朗核問題久拖不決使核擴散問題日益嚴峻。在美國倡導下,首次在聯合國框架內召開了核裁軍與防擴散峰會。隨著2010年全球核不擴散審議大會和核安全峰會的召開,核安全問題將進一步升溫,牽動國際社會尤其是大國的神經。
2009年的恐怖主義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勢力繼續坐大,伊拉克爆炸事件仍持續不斷,印度等南亞地區爆炸事件明顯增多,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死灰復燃,不斷制造恐怖爆炸襲擊,奧巴馬的阿巴新戰略遭遇困境不得不做出進一步增兵計劃。2009年12月25日,一名尼日利亞人乘坐美國達美航空公司下屬的西北航空第253號航班從荷蘭阿姆斯特丹飛往美國底特律,在降落前20分鐘左右的時候企圖點燃隨身攜帶的自制爆炸裝置,所幸沒有引發劇烈爆炸。28日,“基地”組織在阿拉伯半島的分支機構通過互聯網發表聲明指出,這是針對美國打擊在也門的“基地”組織所采取的報復行動。炸機未遂案發生后,奧巴馬政府被驚出一身冷汗,各個飛往美國的航班都如臨大敵,呈一派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有很多機場提高了安檢級別,除了加強原先的安檢措施外,有的還要求登機前必須經過人體掃描,就差沒有進行CT檢查和核磁共振成像了。美國炸機未遂事件進一步反映出“基地”組織在海外的活動重心日益從伊拉克向包括也門在內的阿拉伯半島轉移。另一方面,2009年的索馬里海域并不平靜,國際社
會雖然加大了在此海域的剿匪力度,紛紛派出軍艦護航,但索馬里海盜繼續興風作浪,不斷襲擊綁架來往船只和人員。2009年索馬里海盜共發動214次襲擊事件,比2008年的111次襲擊事件多出近一倍,比2007年多出近兩倍。國際海盜繼續威脅著國際和地區的安寧與發展。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從美國和墨西哥爆發并很快蔓延至全球。甲型H1N1流感日益成為全球性威脅。國際社會加大了應對甲型H1N1流感的合作,凸顯了公共衛生安全問題的日益突出。此外,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全球原油價格一度跌破每桶40美元,國際原材料價格暴跌,隨后隨著經濟出現企穩,能源價格開始攀升。近期,越南、印度等一些國家出現糧食價格暴漲。能源與糧食價格的暴漲暴跌引起了全球對能源和糧食安全的高度關注,各國都在積極開拓能源供應、建立能源儲備、加大對能源戰略通道的爭奪。
全球性問題在2009年尤為突出,原因何在呢?
一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帶動效應。金融安全本身就是全球性問題之一,由于美國金融領域的問題導致一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從而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其他全球性問題的關注和重視。二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日益形成一個地球村,彼此利益日益交織,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日益成為趨勢,一些問題一旦爆發就很快形成全球性挑戰,需要國際社會協同應對,因而各種全球性問題日益超越一些雙邊和地區問題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話題。三是爭奪未來發展和國際體系制高點的需要。
從2009年以來大國圍繞各種全球性問題的合作與競爭來看,全球性問題已經不簡單表現為各國共同應對全球挑戰,越來越表現為誰占據了全球性問題的主導權,誰就獲取了未來發展的主動權和國際體系變革的主導權。也就是說,決定各國在未來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再僅僅取決于各國在國際政治軍事領域的主導權,還越來越取決于各國在氣候變化、金融領域、能源糧食等領域的主導權。正因如此,各國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上針尖對麥芒,互不妥協,都想取得最大利益,以便在后京都議定書框架體系中占據有利地位,為本國未來幾十年營造有利的發展空間。
六、各種發展理念和模式都在深刻反思調整,
發展模式多樣化趨勢進一步加強
歷史上往往大危機帶來大變革,促使思想大創新。當前這場金融危機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對各種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熱議,以及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反思。美、英近30年來一直奉行新自由主義模式,主張少監管、少干預,強調自由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這種新自由主義思潮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執思想界之牛耳,不僅在學界登堂入室,成為支配性學說,而且在政治、經濟領域具有壓倒性的地位;不僅在歐美稱霸,而且君臨拉美、非洲、亞洲,被譽為“華盛頓共識”。至80年代蘇東陣營瓦解,新自由主義更是躊躇滿志,環顧世界罕有對手。撒切爾夫人由此提出了“別無選擇”的唯我獨尊口號。面向21世紀的人類難道真的舍此無他、別無選擇?
金融危機的爆發打破了美英的意識形態泡沫——人類并非別無選擇。對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質疑聲浪在全球范圍內泛起。英國《金融時報》認為,如果說柏林墻倒塌標志著“華盛頓共識”的勝利,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則“宣告了它的死亡”。雖然美國一再強調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主要是美國沒有處理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金融創新與金融管理、合理儲蓄與超前消費的關系,但這三大關系嚴重失衡的根源還是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使美國出現了重新審視和修正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浪潮。奧巴馬提出了龐大的經濟復興計劃。從該計劃的一系列內容來看,實際上預示美國將對新自由主義模式進行大刀闊斧式的改革修正。
面對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日益式微,法國、德國代表的歐洲社會福利模式則躍躍欲試,認為是可以向全球推廣的最好時機。歐洲右翼領導人法國總統薩科齊和德國總理默克爾開始與自由資本主義拉開距離,公開譴責市場無序的危害、投機資本的無良和道德缺失,呼吁重建“善良”的資本主義。歐盟在各種場合不斷推廣宣傳歐洲的經濟治理模式和高福利的發展模式。但歐洲模式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也暴露出動力不足的根本性弱點。在此次金融危機沖擊下,雖然歐洲不是危機的起源國,但危機很快蔓延到歐洲,最后歐洲受到沖擊反而大于美國。而從2009年第三季度的經濟數據看,美國的經濟要好于歐洲,不排除美國早于歐洲走出危機的可能。因此,歐洲模式雖然具有理論上的優越性,但事實上卻抵抗不住危機沖擊,具有自身的現實弱點。俄羅斯繼續完善和發展普京主義發展模式。葉利欽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后實施了激進的“休克療法”,導致俄羅斯成為近乎失敗的國家。普京上臺后推行新政,在經濟上,對石油、天然氣等戰略能源資源實施國家控制,并利用國際能源資源價格上漲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在民主政治領域,創造性提出“主權民主”概念并著力實踐,維護國家政治穩定。由此,俄羅斯恢復了一定實力并具有了更多的自信,逐步“重返國際舞臺”。但金融危機暴露了俄羅斯經濟“成也能源、敗也能源”的弊端,迫使俄羅斯尋求新的發展模式。梅德韋杰夫總統最近表示,國家不能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要大力發展創新型經濟,著力推進醫學、能源和信息技術、太空通信等產業。目前,俄羅斯正利用經濟的復蘇,大力推進“2020年前俄羅斯社會經濟長期發展規劃”,爭取盡快恢復和發展國家實力。
許多非洲國家認識到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對其沒有示范效應,明確表示要以“東方為師”,走東方國家的道路。拉美等一些奉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國家也開始紛紛拋棄現有的發展模式,開始探索新的發展道路。
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發展經驗和發展模式日益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在國際金融危機肆虐、美歐發展模式“麻煩纏身”、中國模式顯現強大生命力的背景下,西方對中國模式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從以往的懷疑、詆毀演變為重視、憂心乃至言不由衷的“捧殺”。中國發展模式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越來越強的吸引力。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到中國來“取經”,希望借鑒中國的發展經驗。但金融危機也暴露出中國模式自身也有弱點和不足,如過分依賴出口,過分依賴投資,過分依賴外需等問題。
隨著全球性金融海嘯日益轉化為經濟危機,不僅引發人們對各種發展模式和發展理念的反思和調整,而且出現了向制度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轉化的趨勢,西方社會在反思中探索資本主義的出路。德國總理默克爾呼吁“找回資本主義的‘良心’”。法國總統薩科齊也宣稱要“重塑資本主義”。還有人建議推行“人道資本主義”。歐洲國家開始用自己的目光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尋找出路。“資本主義向何處去”的疑問在歐洲上空不斷回蕩。批判資本主義的鴻篇巨制《資本論》重新成為西方讀者的寵兒,且讀者多數都是青年學者?!顿Y本論》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正在不斷暴露。人們形象地說,“馬克思又回來了”。
更多人主張實現更具公正和透明的全球治理。法新社、路透社、俄新社最近做的一些民調和輿論調查更是驗證了民眾的心態:多數國家民眾對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不滿,要求通過規范和改革來解決;前蘇東國家一部分人懷念過去的社會主義制度,對當前的民主制度失望;巴西、墨西哥以及烏克蘭等國民眾認為政府應該將財富更為公平地分配給社會大眾。
有的國家更加堅信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拉美,以查韋斯為代表的拉美左翼公開主張走“21世紀的社會主義”。查韋斯的“21世紀社會主義”獲得了長足發展,并得到了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等多個國家的認同和實踐。這些國家拋棄了新自由主義政策,提出了各自的社會主義主張,實施了消除社會不公和改善窮人地位的社會改革。拉美左翼還積極聯合起來,組成“美洲玻利瓦爾聯盟”,相互交流進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增強共同應對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力量。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這些國家又對社會主義進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共同認識,使得拉美社會主義的內涵更加豐富。
雖然“21世紀社會主義”與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不同,但至少說明了這些國家走的不是西方式的資本主義道路。拉美社會主義迅速崛起,試圖用新的模式替代資本主義,成為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動力源。
國際上各種思潮和治理理念層出不窮,諸如全球治理、低碳經濟、重新平衡全球經濟等等。各方競相提出各種理念、模式的背后,實質上反映的是國際道義制高點和國際話語權的競爭。
七、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顯著提升,中國因素廣受關注
新中國成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日益從國際舞臺的邊緣走向中心。
2009年在金融危機席卷全球背景下,中國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幫助其他國家擺脫金融危機影響,成為帶動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更加重視中國的發展經驗。中國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建設性作用得到各方廣泛認同和高度評價,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借重依賴明顯增強,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和發言權顯著增強。有不少評論認為,中國已經邁上世界舞臺的中心。國際上的“中國熱”持續升溫。2009年12月,美國一個叫全球語言研究所的媒體跟蹤集團發布報告,該所對過去10年世界上的媒體數據分析顯示,中國崛起是過去10年的世界頭號新聞。國際社會對中國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關注,而是對一種新的大國崛起方式和新的發展道路的審視和思考。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突出表現:
一是中國力量明顯上升。在全球經濟出現衰退,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出現負增長的背景下,中國采取了果斷有效的措施,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機沖擊,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2009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長達到8.5%,增速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首位,全年經濟達到8.7%的增長。中國進出口和外匯儲備繼續上升,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并有望在明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中國綜合國力進一步提升。
二是中國聲音明顯響亮。在中國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的背景下,中國日益在國際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公開發文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提出建立超主權貨幣儲備的建議。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前,中國主動提出GDP單位能耗到2020年削減40%-45%的目標,并毫不客氣地批評發達國家在大氣減排上虛偽和不道德行為。胡錦濤主席在2009年9月份出席聯合國核裁軍峰會、聯合國大會、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20國集團金融峰會等四大峰會時全面系統闡述了中國政府在上述四個領域的改革主張和立場??梢哉f,在2009年,中國政府越來越注意在各種國際和地區場合闡述自身的主張立場,發出自己的聲音,捍衛中國自身利益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利益,積極推動建立更加合理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三是中國話語權顯著提高。2009年不僅是中國勇于發出聲音、表達立場觀點的一年,更是中國在國際體系改革中話語權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一年。經過中國的不懈努力和爭取,西方發達國家被迫同意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投票份額,同意以20國集團取代八國集團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首次得以與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經濟領域實現合作共治的可能。
四是中國模式吸引力明顯增強。在金融危機沖擊下,美英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日益受到質疑,歐洲的社會福利模式雖躍躍欲試但動力不足,中國的發展成就和經驗越來越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把眼睛從西方轉向東方,希望學習借鑒中國發展經驗,來中國“取經”的外國學者政要明顯增多,中國模式的關注度和認可度明顯增強。
與此同時,國際上過高估計中國的發展水平,要求中國承擔更大責任的聲音也在升高。不少國家既希望搭上中國發展的“順風車”,又對中國的崛起抱有疑慮,還有一部分人有意散布“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等論調,企圖牽制中國發展。對此,我們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雖然可能很快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但經濟質量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中國是“世界工廠”,但自己的世界品牌少得可憐。中國要真正趕上發達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八、隨著中國日益向世界大國邁進,中國外交越來越活躍
2009年以新中國外交60周年為契機,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為主線,以多邊峰會為重要平臺,以外交理論和實踐創新為動力,大力統籌國別和各領域外交,各項外交工作取得新的重要進展,成績顯著,亮點突出。
首先,大力開展峰會外交,推動國際體系改革進程。2009年多邊機制十分活躍,峰會外交成為中國外交的一個突出亮點。中國領導人頻繁出席各類多邊峰會,與國際社會攜手合作,共同應對各種全球和地區性問題和挑戰,取得顯著成果,有力維護了國家利益,充分展示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在應對金融危機問題上,胡錦濤主席先后出席G20倫敦峰會和匹茲堡峰會,就宏觀經濟政策同各國加強協調,提出應對危機的一系列倡議舉措,提振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的信心,為推動世界經濟早日復蘇做出重要貢獻。同時,中國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邁出堅實步伐,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分別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和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全面深入闡述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和主張,宣布中國在減排、節能、環保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尤其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國的積極斡旋為會議最終免于失敗發揮了關鍵作用。在最后關頭,溫家寶總理召開中國代表團會議,分析說,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盡100%的努力,不能輕言放棄。他立即決定約“基礎四國”領導人再次會晤,作最后努力。當四國領導人正在最后梳理共同立場時,一個“不速之客”突然推開大門闖了進來——他就是原本約定中美會晤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奧巴馬笑著問:溫總理,我是不是來得早了一點,我是先到外面等著,還是進來加入你們一起討論?溫總理站起身來,禮貌地表示歡迎他“加入”。奧巴馬很是感動,他先繞會場一周,與所有的人一一握手。經過磋商,“基礎四國”就協議表述的幾個重要問題同美國達成一致。美方表示愿出面征求歐盟方面的意見。隨后,美國和歐盟國家進行了磋商,“基礎四國”也跟有關國家進行了磋商。一個小時后傳來消息,有關各方已經就一份決議案文達成一致,將馬上提交大會表決。而此時,離原定大會閉幕時間已過去了9小時。從這些曲折而艱難的會議進程中,可以看出中國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發展中國家代表們紛紛表示,中方秉持積極態度和務實立場,積極同各方溝通協調,維護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推動了氣候變化談判進程向正確方向發展。
在區域合作上,胡主席出席了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17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溫總理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中歐領導人會議 、中非合作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等,深入闡述中國對有關區域合作的立場和主張,推出促進區域合作的一系列新舉措,受到各方積極評價和熱烈響應。
此外,胡主席還出席了第64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和安理會核不擴散與核裁軍峰會,全面闡述了中國對國際形勢及重大全球和地區問題的看法,闡明了中國在防擴散、核裁軍與和平利用核能等領域的政策理念。
其次,全力開展經濟外交,服務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中國大力加強與有關各方的對話溝通和政策協調,建設性參與國際和地區經濟金融合作,努力推動重大合作項目落實,拓展務實合作領域。如中國積極參與應對金融危機的20國集團金融峰會,努力推動東亞地區金融合作、正式建立了東亞外匯儲備庫等。大力協助開拓外部貿易和投資市場,推動貿易便利化,堅決反對貿易和投資領域的保護主義。如中國與東盟自貿區協定于2010年1月1日正式生效。協助推進實施“走出去”戰略,為國內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提供有益借鑒,大力推動能源資源合作。如2009年中國與緬甸達成了建立天然氣管道的協議、中國與中亞天然氣管道正式通氣等。
第三,推動中國與其他大國、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的關系整體邁上新臺階。中國同各大國關系進一步發展。過去30年,中美關系中存在一個“怪圈”,每逢
美國總統易人,兩國關系就會起波折,克林頓上臺時是這樣,小布什上臺時也是這樣。2009年初奧巴馬上臺以來,中美雙方進行了積極接觸與合作,打破了這一“怪圈”。胡錦濤主席同奧巴馬總統4月在倫敦的首次會晤很成功,確定雙方共同努力建立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7月底,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成功舉行,取得了積極成果。胡錦濤主席在傳遞給奧巴馬總統的口信中指出:當前,中美關系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面臨新的發展機遇。胡主席說:“我愿與你一道,堅持從戰略高度和長角度把握兩國關系大局,抓住機遇,共創未來,努力構建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奧巴馬總統則引用孟子的話說:“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他認為,美中兩國的任務就是要為后代共同探索一條通往未來的道路,以防止彼此之間出現互不信任的情況。他說,雙方都應注意隨時維護這條道路,即便在雙方發生分歧的時候,也不要讓這條道路被荒草埋沒。11月,奧巴馬成功訪華,雙方發表《中美聯合聲明》,進一步充實了兩國關系新定位,并決定將采取切實行動穩步建立應對共同挑戰的伙伴關系。9月,吳邦國委員長成功訪美,這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近20年來首次正式訪美,成效顯著,反響熱烈。中美關系總體上呈現較好發展勢頭,但美國仍不時在售臺武器、對華貿易、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給中國找麻煩。
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邁出更堅實的步伐。2009年6月,胡錦濤主席成功訪俄,10月普京首次以總理身份訪華,兩國元首還在多邊場合多次會晤。雙方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戰略協作不斷加強,政治互信進一步鞏固,務實合作不斷深化。“俄語年”系列活動在中國成功舉辦,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進一步加深。
中國同歐盟機構和歐洲大國的合作得到加強。2009年初,溫家寶總理對歐洲展開“信心之旅”,有力推動雙方溝通合作。第十一和十二次中歐領導人峰會于2009年中、年末分別在布拉格和中國南京召開,為雙方關系發展注入了新動力,中歐互利合作不斷走向深化。法國在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做出承諾,胡錦濤主席在出席20國集團倫敦峰會前夕會見了法國總統薩科齊,中法關系成功實現了轉暖。中德關系繼續保持平穩發展勢頭。
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在日本新政府執政后進一步加強。日本政局在2009年發生了重大變革,以鳩山為首相的民主黨政府首次執政后更加重視對華關系和亞洲政策,中日關系出現新的發展機遇。鳩山首相上任后首次訪華,日本民主黨黨首小澤率領140多名議員訪華,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成功訪日,中日高層互信進一步增強,各領域合作繼續深化。中日在亞洲地區事務上的合作空間不斷擴大。
中國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深入推進。中國與周邊國家攜手應對金融危機,深化全方位、多領域合作。中國領導人多次成功訪問周邊國家,密切與各國的政治交往與互信。中國和印度關系總體平穩發展,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保持密切合作。中國堅定支持東盟一體化建設,維護東盟國家的穩定與發展,中國東盟自貿區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啟動。胡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進一步深化了中國與中亞國家的政治互信和務實合作。中方主辦中日韓第二次領導人會議、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第八次會議,溫總理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大力推進區域和次區域合作,促進中國與有關國家雙邊關系發展。溫總理成功訪問朝鮮,深化中朝友好,推動六方會談進程向積極方向發展。中國積極就伊朗核等熱點問題加強與各方溝通合作,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協調合作得到加強。胡錦濤主席2009年初出訪亞非5國,溫家寶總理出席中非合作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進一步加深中非傳統友好,出臺對非合作新八項舉措。中國領導人還分別訪問亞非拉國家,加強高層交往,深化在金融、能源、礦產、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合作。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務實合作深入推進,政治互信達到新高度。同時,中國繼續加強與非盟、阿盟、南盟等發展中國家組織的關系,開展多樣化交流與合作。中方高度重視與新興發展中大國的機制化合作,胡主席出席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的“金磚四國”首次領導人會議,推動四國合作走向深入。在金融危機、氣候變化和國際體系改革等問題上,中國積極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協調合作,尤其是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多次召開基礎四國協調會,取得積極成果??梢哉f,中國與其他大國、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的關系進入了全面發展的快車道。
第四,大力加強安全、公共、人文等領域外交。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發生后,中國積極同西方、穆斯林國家和周邊國家溝通對話,贏得國際社會廣泛理解和支持。中國堅決打擊和遏制“藏獨”等勢力在國際上進行反華分裂活動,就某些國家領導人會見達賴的行為進行嚴正交涉和斗爭。堅定捍衛一個中國原則,妥善處理臺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第62屆世界衛生大會等涉臺問題,維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積極勢頭。
公共、人文外交“潤物細無聲”,對提升國家軟實力具有重要作用。2009年中國以新中國成立60周年為契機,廣泛開展政策宣示工作,增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和平發展、互利共贏、和諧世界等重大戰略思想和外交理念的認識。中國還積極拓寬與其他國家的文化合作和人員往來,擴大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和交流。
中國外交始終堅持“以人為本”,花大力氣做好領事保護工作,切實維護海外中國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過去一年來,共處理各類領事保護案件3萬余起,包括及時處理“新星”號貨船受襲、“德新海”號貨船遭索馬里海盜劫持以及中國公民遭綁架等重大突發事件,妥善處置俄羅斯關閉莫斯科切爾基佐夫斯基大市場等多起涉華事件。
第五,外交理論創新取得新的重要成果。2009年7月,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在北京成功召開,這是每五年召開一次的重要會議。會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為新時期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會議提出,新形勢下我國外交工作與發展的關系更加緊密,必須依靠發展、服務發展、促進發展。會議還提出外交工作四個“力”的目標,即努力使我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這些理論創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外交理論體系,對于開創外交工作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和長遠意義。
2010年,國際形勢有望保持總體穩定,但各種風險因素仍將存在,新問題、新挑戰依然不少,最主要的有三點:一是世界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復蘇的基礎仍不牢固;二是國際體系變革進入落實階段,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三是許多熱點問題進入關鍵階段,可能出現新的起伏。
總的看,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但這一變化仍處于階段性過程中。西方在經濟科技上占優勢,在國際體系中仍處于主導地位,這一格局短期內還難以根本改變。國際體系的調整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各方反復博弈的過程,將是長期的和復雜的。
延伸閱讀篇目推薦:
《大變革 大調整 大發展——2009年的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楊潔篪,《求是》2010年第1期。
《聚焦全球經濟五大失衡》,《時事報告》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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